如果迪士尼没有收购皮克斯，两家公司很可能无法取得如今的成就。尤其是迪士尼，没有皮克斯创新能力的注入，迪士尼动画工作室可能会走上一条下坡路。

多年之后，当促成收购交易的两个核心角色——迪士尼 CEO 鲍勃·伊格尔（Bob Iger）和皮克斯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以私人朋友的身份坐在一起，回顾这次交易的时候，史蒂夫说：“看看我们做了什么了。我们拯救了两家公司。”

上世纪 90 年代成了迪士尼和皮克斯的分水岭。一边《玩具总动员》横空出世，在全球拿下 4 亿美元的票房，另一边迪士尼已经不能让观众继续为公主系列 IP 买账。迪士尼内部的管理动荡不仅将差距越拉越大，也将皮克斯越推越远。两家公司的关系破裂，史蒂夫甚至曾放言，拒绝与迪士尼再次合作。

2005 年，继任迪士尼 CEO 的伊格尔改变了这一切。他重新取得了史蒂夫的信任，在促成迪士尼与苹果的合作之后，伊格尔“鼓起勇气”向史蒂夫提出了收购皮克斯的邀约。

74 亿美元，迪士尼和皮克斯握手言和，史蒂夫加入迪士尼董事会成为最大的股东，皮克斯另外两位创始人也成为了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管理者。商业之外，伊格尔也成为了史蒂夫最信任的朋友之一。

史蒂夫去世之前，点名让伊格尔代替他在苹果董事会的位置。多年过去，迪士尼成为全球最大的娱乐内容公司，苹果成为全球最大的硬件巨头。不过这样的和谐在不久前被打破，由于双方在流媒体的加码，Disney+ 和 Apple TV+ 未来免不了一场短兵相接。鲍勃·伊格尔也因此退出苹果董事会。

如果史蒂夫还在世，或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伊格尔在自传中写道，“我相信如果史蒂夫还活着，我们会合并我们的公司，或者至少会非常认真地讨论这种可能性。”

本文编译自 “We could say anything to each other”: Bob Iger remember Steve Jobs, the Pixar drama, and the Apple merger that wasn’t. 文章截取自鲍勃·伊格尔自传《一生的旅程：华特迪士尼首席执行官的 15 年》（The Ride of A Lifetime: Lessons Learned from 15 Years as CEO of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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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 月，我和史蒂夫·乔布斯在加州的埃默里维尔共同宣布，迪士尼将收购皮克斯。在这三个月前，我才刚刚成为迪士尼的 CEO，因此这起收购对公司和我个人来说，既存在着巨大的机遇，也要冒着不小的风险。当天，我们的计划是在太平洋时间下午 1:00 股市收盘后，发布收购消息，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和皮克斯的员工开一次全体会议。

刚过中午，史蒂夫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去散步吧。”史蒂夫喜欢长时间散步，也经常和朋友、同事一起，但他在这个时间点提议去散步，让我很惊讶，也让我怀疑他是否想要放弃这笔交易，或者是想重新谈判收购条款。

我看了看表，12:15。走了一会儿后，我们到了皮克斯修剪整齐的漂亮草地，在场地中间的一张长椅上坐下。史蒂夫把手放在我身后，这个手势友好，也让我意外。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目前只有我的太太劳伦和医生才知道的事。”他要求我完全保密，然后他告诉我，他的癌症复发了。

“史蒂夫，为什么要在现在告诉我这些？”我问了他。“我将会成为你们最大的股东和董事会成员，”他说，“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认为你有权利退出这笔交易。”

当时是 12:30，离我们宣布迪士尼将收购皮克斯只有 30 分钟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在心里挣扎着处理刚刚被告知的事情，我问自己：现在所知道的消息是否会让我背负信息披露义务（disclosure obligations）。史蒂夫想要完全保密，所以，除了接受他的提议，放弃一笔我非常想要同时我们也非常需要的交易外，什么也做不了。最后我说：“史蒂夫，再过 30 分钟，我们就要宣布一项 70 多亿美元的交易。我该怎么跟董事会说，事到临头打退堂鼓吗？”他让我把责任推给他。然后我问：“关于这件事，我还能知道些什么？或许能帮我做好决定。”

他告诉我癌症现在扩散到了肝脏，也谈到了战胜癌症的几率。他说他无论如何会撑到儿子 Reed 参加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心里很不好受，因为他告诉我这会是四年以后的事情。一边是史蒂夫即便面临死亡，一边是我们本该是在几分钟内就达成的收购协议，我做不到同时进行这两场谈话。

我决定拒绝他的提议。即便接受，我也没办法向我们的董事会解释原因，在此之前，董事会不仅已经批准了收购提议，而且还忍受了我几个月来的请求。现在离发布会只有 10 分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尽管史蒂夫对我的确很重要，但他对这起收购本身并不重要。我们沉默着走回中庭。那天晚上，我和妻子 Willow Bay 谈心。在我认识史蒂夫之前，Willow 就已经和他相识多年。我刚当上迪士尼的 CEO，还没为此举杯庆贺，就要为史蒂夫的病情伤心。不论是他告诉我的消息，还是他将如何与癌症对抗，我们对他将要面对的未来都非常担忧。

史蒂夫和我一起站到了那个宣讲台上，这就像一个奇迹。在我成为迪士尼的 CEO 之前，迪士尼与皮克斯，以及史蒂夫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支离破碎。

上世纪 90 年代，迪士尼与皮克斯达成了协议，迪士尼将联合制作、营销并发行皮克斯的电影。首先是大获成功的《玩具总动员》，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完全使用计算机制作的动画长片，代表了具有震撼力的创新和技术飞跃，它在全球拿下了近 4 亿美元的票房。随后的是 1998 年的《虫虫危机》和 2001 年的《怪兽电力公司》。这三部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票房超过了 10 亿美元，在迪斯尼动画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皮克斯证明了它是动画的未来。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迪士尼又发行了 5 部皮克斯电影，包括极其成功的《海底总动员》和《超人特工队》。

世界上第一部完全使用计算机制作的动画长片《玩具总动员》

但史蒂夫和迈克尔·埃斯纳（迪士尼前任 CEO）开始不和。在重新谈判协议条款或延长合作关系上，皮克斯和迪士尼都谈不拢。2004 年 1 月，史蒂夫毫不掩饰地公开宣布，他再也不会与迪士尼合作了。

从财务和公关的角度来看，和皮克斯终结合作对迪士尼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史蒂夫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他对迪士尼的拒绝和尖锐的批评是如此声张，以至于作为迪士尼新任 CEO，我只要做了任何修复这道屏障的举动，都将被视为一个任职初期的一次重大胜利。另外，皮克斯当时是动画行业的领军人物，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迪士尼动画有多糟糕，但我清楚，任何“破镜重圆”的合作关系都会对我们的业务有好处。我也知道，像史蒂夫这样固执的人对某些事物开放的可能性很小。但我必须试一试。

当我得知将接替迈克尔担任迪士尼 CEO 时，我就给史蒂夫打了电话。虽然这个电话并不能打破僵局，但我们还是同意以后再谈。两个月后，我再次向史蒂夫示好。我最终是想以某种方式理顺和皮克斯的关系，但一开始并不能做到。史蒂夫对迪斯尼的仇恨根深蒂固。

不过，我有一个不相干的想法，我想他可能会感兴趣。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会将所有的音乐都存储在 iPod 里，我经常用它。我一直在思考电视的未来，我相信人们在电脑上观看电视节目和电影是迟早的事。我不知道移动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多快（iPhone 还需要两年的时间），所以我正想象的形态是一个 iTunes 电视平台，取名为“iTV”。史蒂夫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开口：“我们回头再谈这个。我正在做一些东西，也想给你看看。”

几周后，他飞到加州的伯班克。“你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对我说。“但你说的电视节目也正是我们一直在想象的东西。”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设备。“这是我们为视频播放设计的新 iPod，”他说。这款 iPod 的屏幕只有几张邮票那么大，但他在描述它的时候，似乎已经把它当成了一个 IMAX 影院。“有了它，人们将不仅仅只能在 iPod 上听音乐，还能看视频。”他说，“如果我们把它推向市场，你们会把迪士尼的电视节目放到这款设备里吗？”我马上答应了。

史蒂夫对我的大胆给出了回应。在他经历过的诸多挫折中，他可能会感觉到与迪士尼合作往往太困难了。每一份协议都需要经过审查和分析，以确保有效性，但他不是这样做的。我想让他明白，我也不是那样工作的，我有权打电话，我渴望和他一起规划未来，而且要越来越好。

2005 年 10 月，也就是我们上次谈话的 5 个月之后（在我正式成为迪士尼 CEO 的两周之后），我和史蒂夫共同站在苹果发布会的现场，宣布五部迪士尼的剧集，包括两部非常火的电视剧，《绝望主妇》和《迷失》，可以从 iTunes 上进行下载，同时支持新发布的 iPod。

我们之间交易达成的轻而易举，以及我表达出的对苹果公司和苹果产品的敬意，无不让史蒂夫感到震惊，他告诉我，他从没见过哪个娱乐行业的人会愿意尝试这种可能会打破公司原有商业模式的事情。

那几个月与史蒂夫的沟通，开始慢慢地、暂时地打开了一个有关皮克斯的新交易的可能性。史蒂夫态度变得温和了，不过也只是一点点。他敞开沟通，但是关于任何新的交易，他都是站在皮克斯的立场上。现实是，天秤都向史蒂夫倾斜，他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产生了非常激进的想法，迪士尼应该买下皮克斯。

作为 CEO 的第一次董事会，我向所有人解释我想要让迪士尼动画部门起死回生的迫切想法。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期，卖座的迪士尼电影一个接一个：《小美人鱼》《美女与野兽》《阿拉丁》《狮子王》。但随后，因为一系列频繁的管理冲突，迪士尼动画部门开始“摇摇欲坠”。接下来的几年，《大力士海格力斯》《亚特兰蒂斯：失落的帝国》《星银岛》《幻想曲 2000》《熊的传说》《牧场是我家》和《四眼天鸡》。这些堪称失败的影片让迪士尼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外一些影片《钟楼怪人》《花木兰》《泰山》和《星际宝贝》也只能说中规中矩，没有一部能够接近上一个十年影片在创意或者票房上的成功。

在我看来，有三种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是维持当前的管理现状。第二是招纳贤士，但是以我们的标准搜遍了动画和电影行业，我一无所获。或者，我们可以买下皮克斯，同时将约翰·拉塞特，艾德·卡特姆，和史蒂夫一起引进迪士尼。当我走马上任提出这个建议时，董事会表示怀疑，或许因为这个建议听起来可行性不高，他们也饶有兴趣，放手让我去试一试。

iPod 发布会的一周半之前，我鼓起勇气给史蒂夫打电话，“我有一个非常疯狂的想法。这两天我能跟你当面聊下吗？”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史蒂夫多喜欢激进的想法，“现在就告诉我。”他说道。我以为史蒂夫会立马说不。他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傲慢的想法因此觉得被冒犯。

“我在考虑两家公司的未来。”“你认为迪士尼收购皮克斯怎么样？”我等着他挂断电话或者发出笑声。时间似乎过去了好久，“你知道吗，这不是世界上最疯狂的想法。”

几周之后，史蒂夫和我坐在苹果董事会。那是一间非常长的房间，中间放置一张几乎同样长度的桌子。一面墙是玻璃的，可以看到苹果园区的入口。另一面墙是大概 25 英尺长的白板，史蒂夫说他喜欢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在那里，只要拿着笔就能将完整的想法，包括所有的点子、设计和计算悉数表达出来。

毫无意外，史蒂夫是那只笔的主人，我认为他已经习惯了这个角色。他拿着马克笔，潦草地写着赞成和反对。我太紧张了，把第一个发言的机会让给了他。“那么，我有一些反对意见。”史蒂夫说道。第一条他写下的是：“迪士尼的文化会摧毁皮克斯”。这的确不能怪他，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在迪士尼的经历都无法驳回这一点。

他继续：“修复迪士尼要耗费太长时间，这会让约翰和艾德在这个过程筋疲力竭。”“迪士尼有太多疑难杂症。”“华尔街不会喜欢。”“董事会会反对。”最重要的一点是，“迪士尼将会扼杀皮克斯的创造力。”我认为史蒂夫指的是，收购的过程和两家公司的融合将会对皮克斯原来的体系造成太大的冲击。

接着反对毫无意义，所以我开始列举赞成的理由。“皮克斯会拯救迪士尼，两家公司都会活的更好。”史蒂夫微笑着，但是没有写上去。“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道，“扭转迪士尼动画部门将会彻底改变大众对迪士尼的看法，并且改变我们的命运。而且，约翰和艾徳能够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两个小时之后，利少弊多，即便有几条赞成意见在我看来非常有说服力。虽然沮丧，但是我早该预料如此。“少数坚定的赞成意见比一堆反对意见更有说服力。”史蒂夫说，“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一致认为要更多了解皮克斯，亲眼看看它。

如果让我列举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 10 个工作日，第一次拜访皮克斯一定在列。那天我所看到的让我激动得无法呼吸，人才水平和有创造力的野心，对质量的较真，讲故事的能力，技术，领导结构以及热情合作的氛围，甚至建筑。这是任何创意公司，任何行业公司里的人都渴望的。这远在迪士尼动画部门水平之上，也超出我们仅凭一己之力能够达到的水准，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完成收购。

当我回到伯班克的办公室，我立即召集团队。说他们没有像我一样的热情是委婉的说法。他们说，风险太大了。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很多人认为史蒂夫不好对付，会试图干预公司运营。他们担心我刚刚任职 CEO，而我追求这个目标已经把我的未来——更不用说公司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

但是我对皮克斯有一种强大的直觉。我相信这次收购能够改变我们。能够修复迪士尼动画部门；让史蒂夫——可以说技术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人，加入迪士尼的董事会；带给我们一种卓越和野心的文化，这种文化将在公司中产生急需的反响。

不久之后，我飞往圣何塞在苹果总部与史蒂夫见面。我知道我不希望这个过程被拉长。史蒂夫天生没有耐心在漫长而又复杂的事情上循环往复，我害怕一旦我们在哪陷入了僵局，他就会对整件事情感到不悦，然后离开。

刚一坐下，我就说，“我跟你直说了。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做。”史蒂夫同意了，但是不像过去，他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要求一个不现实的数字。无论我们达成一个什么结果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利的，但是他知道这件事也需要在我们可能接受的范围内，我想他认可我的坦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详细讨论了财务结构，得出一个收购价格：74 亿美元。即便史蒂夫没有狮子开口，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要说服我们的董事和投资人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察觉到，让董事会直接听一听史蒂夫、约翰和艾德的意见，成功的几率最高。因此在 2006 年 1 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在洛杉矶的高盛会议室里开会。董事会的几位成员仍然反对，但从皮克斯团队开口的那一刻，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怔住了。他们没有笔记，没有白板，没有视觉辅助的道具，他们只用说的，他们谈的皮克斯的哲学和工作方式，我们一直想要携手去做的事，以及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

皮克斯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Ed Catmull 参加 2019 年极客公园创新大会

至于史蒂夫，在一件野心如此的事情上，不会有比他更好的销售了。他谈到了大公司承担巨大风险的必要性；谈到了迪斯尼曾经的丰功伟绩以及要做些什么才能彻底改变路线；谈到了我以及我们俩就 iTunes 达成的交易关系；还有关于保留皮克斯文化的讨论，他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让这个疯狂的想法成真。这是我头一次——在看他讲话的时候——对这笔交易的未来产生了乐观的想法。

董事会决定在 1 月 24 日举行最后一次投票，但很快就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消息泄露。我接到人们突如其来的电话，他们劝我不要这么做。但我的信心从未动摇。我在承担一项使命，在董事会上发言上，我使出了浑身解数。“公司的未来就在这里，”我说。“现在掌握在你手中。”我重复了去年 10 月我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第一次董事会上说过的话。“迪士尼动画发展得越好，公司也会发展得越好。1937 年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和 1994 年的《狮子王》都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动画起飞了，迪士尼的成绩也就会飞涨。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的未来之路就从今晚，这里开始。”

当我讲完后，房间里变得非常安静，大家投票。在过去几年董事会经历了这么多之后，避险情绪似乎会成为主导决策的因素。前四名成员投了赞成票，第五名也投了赞成票，但他补充说，他这么做只是出于对我的支持。在剩下的五名候选人中，有两人投了反对票，最终投票结果为 9 票赞成，2 票反对。这笔交易获得批准，几乎就在我们眼前，公司的命运开始好转。

史蒂夫成了迪士尼的董事会成员，也是我们最大的股东。每当我要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我都会和他商量。2009 年，在迪士尼非常成功地收购皮克斯之后，我们开始对收购漫威很感兴趣，所以我和史蒂夫见了面，并向他介绍了公司的情况。他说自己从未读过漫画书（他告诉我，“我恨漫画胜过恨电子游戏”)，所以我随身带了一本漫威人物百科全书，想向他解释什么是漫威宇宙，我们要收购的是怎么一家公司。他花了大约 10 秒钟看着它，然后把它推到一边后问我：“它对你重要吗？你真的想要它吗？它是另一个皮克斯吗？”

自从我们和皮克斯达成交易后，史蒂夫和我就成了好朋友。我们时不时社交一下，每周会聊上几次，我们还在邻近的夏威夷酒店度假过几次。我们会见面，在海滩上散步，聊聊妻子和孩子，谈论音乐、苹果和迪斯尼，以及我们仍然可能一起做的事情。我们的联系远不止是商业关系。我们非常喜欢彼此的陪伴，我觉得我们可以对彼此畅所欲言，我们的友谊足够强大，从来不会担心需不需要坦诚相待。你本不会期望在晚年发展出如此亲密的友谊，但当我回想起我作为 CEO 的时光时，我和史蒂夫的关系是最让我感激和惊讶的事情之一。他会批评我，我也会反对他，而我们都不会把争执上升到对方个人身上。

很多人告诫我说，我能做出来最糟糕的事就是让史蒂夫进入公司，他会欺负我和其他同事。我总是会如此回应：“史蒂夫·乔布斯进入我们公司当然不是一件坏事，即使是以我的利益为代价，谁不想让史蒂夫·乔布斯对公司的运营产生影响呢？”我并不担心他的行为举措，如果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我有自信去斥责他。他很快就会对他人下判断，当他批评别人的时候，往往也是相当严厉的。也就是说，他积极参与了所有的董事会会议，给出了任何董事会成员都会给出的那种客观批评。他很少给我惹麻烦。不是从来没有，而是很少。

当谈到漫威的问题时，我说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另一个皮克斯，但漫威有很多有才华的人，而且旗下内容非常丰富，如果我们能拥有他们的知识产权，我们就能真正和竞争公司拉开距离。我问他愿不愿意联系漫威的 CEO 兼控股股东艾克·珀尔马特（Ike Perlmutter），并且为我担保。

后来在我们完成交易后，艾克告诉我，他本来还是心存疑虑，是史蒂夫打来的电话让他改变了想法。艾克说：“他说你信守诺言。”我很感谢史蒂夫愿意以朋友的身份来做这件事，而不是作为我们董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对他说，“我不得不要求你去这么做，你是我们最大的股东。”他总是回应道“你不能这样看我，这是侮辱，我只是个好朋友。”

史蒂夫去世之后，迪士尼取得的每一次成功，总会有那么一刻，我在兴奋之余会想起，我希望史蒂夫能来这里。让我不要在脑海中完成与他无法在现实中完成的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如果史蒂夫还活着，我们会合并我们的公司，或者至少会非常认真地讨论这种可能性。

2011 年夏天，史蒂夫和劳伦来到我们洛杉矶的家，和薇洛还有我一起吃晚饭。那时他已经是癌症晚期，非常瘦弱，病痛也十分明显。他筋疲力尽，声音低沉又刺耳。但他想和我们共度一个晚上，部分原因是为了庆祝我们多年来的成就。我们坐在餐厅里，晚餐前举起酒杯。“看看我们做了什么，”他说。“我们拯救了两家公司。”

“我们拯救了两家公司。”| Disney YouTube Channel

我们四个人都落泪了。这是史蒂夫最热情、最真诚的一面。他坚信，如果皮克斯没有成为迪士尼的一部分，它不会如后来那样迅猛发展，迪士尼也通过引入皮克斯重新焕发了活力。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时我们的谈话，想起要和他联系时，我是多么的紧张。这事才仅仅过去了六年，但那似乎已是另一段人生。史蒂夫对我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都变得如此重要。觥筹交错间，我没怎么看到薇洛。她认识史蒂夫的时间比我长得多，他们的交情可以追溯到 1982 年，当时史蒂夫还是苹果公司年轻、鲁莽、却又辉煌的创始人之一。如今他变得憔悴又虚弱，生命进入最后几个月的倒计时，我知道她看到这样的他，是多么痛苦。

他于 2011 年 10 月 5 日去世。约有 25 人参加了他在帕洛阿尔托的葬礼。我们绕着他的棺木围成一个方形，劳伦问有没有人想说点什么。我还没准备好发言，但我想起了几年前我们在皮克斯园区里散步的情景。

我从未告诉过其他人，除了我们的法律总顾问艾伦·布雷弗曼（Alan Braverman）和薇洛，因为我需要分享那天激动的情绪。不过，我想那一刻我觉察到了史蒂夫的性格，所以我在墓地里回忆起了那一刻：史蒂夫把我拉到一边；走过园区；他把胳膊搭在我身上，告诉我这个消息时的模样；他担心这个私密又可怕的消息，可能会影响我和迪斯尼，他想要完全的开诚布公；他谈到儿子时的那种情绪，他希望可以活到儿子高中毕业、见证儿子进入成年生活的那种渴望。

葬礼结束后，劳伦走到我面前说：“我从来没有从我的角度讲过那个故事。”她描述了史蒂夫当晚回家的情景。“我们吃过晚饭，孩子们离开了餐桌，我对史蒂夫说，『你告诉他了吗?』『我跟他说了。』我问『我们能相信他吗？』”我们站在那里，身后便是史蒂夫的墓碑，刚刚埋葬了丈夫的劳伦给予了我一份之后让我日思夜想的礼物。当然，我每天都在想念史蒂夫。“我问他，我们可不可以信任你，”劳伦说，“然后史蒂夫说，『我爱那家伙。』”这情感是相互的。